不僅敢拍，而且拍得好。
這是很多人對韓國影視大概的認知。
他們慣于從現實取材，擅長把轟動一時的犯罪案件和丑陋不堪的社會現實，通過藝術改編推向大銀幕，讓人們在觀看過程里，追溯過去、珍惜現在、警惕未來。
所以在《薄荷糖》里，忠于命令的士兵射殺直言的學生；在《殺人回憶》里，警察體制的沉疴牽絆著案件的推動；在《辯護人》里，為學生辯護的律師會舉步維艱；在《熔爐》結尾，罪惡重重的官員依舊逍遙法外；在《素媛》里，性侵孩子的人渣毫無悔意；還有《恐怖直播》，更是把韓國政府的腐敗痛陳得體無完膚。更不要說，他們還有一個不便被提及內容的三部曲：《華麗的假期》《出租車司機》和《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
聚焦于少年犯罪的《少年法庭》，遵循的也是這個邏輯：大膽選材，針砭時弊。
難能可貴的是，它并沒有把觸角停留在控訴和批判上，反而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父母要負起責任，學校要做好教育，執法和司法體系如警察和法官，更要守好最后一道防線。
《少年法庭》（2022）
01
少年犯們
POST WAVE FILM
《少年法庭》的主角是三類人：少年犯、孩子父母、法官。
在劇集里，這是個層層遞進但也彼此纏繞的關系：少年犯違法亂紀被送到少年法庭，法官裁決時則會跟孩子的父母產生交集——在這個循環往復的圈子里，《少年法庭》的意圖再明顯不過：法律可以解決當下的問題，卻沒辦法保障孩子的未來。
也就是說，它是要暴露法律的局限性。
《少年法》固然可以把少年犯繩之以法，卻沒法根治他們出生和成長的家庭，也不能保證這些孩子離開懲戒所后，就一定能夠改邪歸正。
所以在第一集里，金惠秀扮演的法官，在“法會聚餐”（少年犯服刑完畢后，要跟承辦案件的法官一起吃飯）上，對桌上那些看上去溫順乖巧的孩子，始終冷目以對，甚至在雪雅被指證偷別人錢包而大哭大叫說自己沒偷東西時，指認雪雅就是小偷，并把剛從少年懲戒所出來的她，再次送回去。
這場戲，表面上是在凸顯金惠秀那個角色的冷血與精準。但實際上，它卻是對法律能夠發揮的作用感到惋惜，同時也是對少年犯未來的深切擔憂。
法律的效用在于過去存在的行為事實，卻對孩子們內在的情緒和想法，以及他們的當下和未來，完全無能為力。
甚至說得嚴峻些：《少年法》的量刑門檻，居然成了少年犯們的保護傘。
比如那個穿著衛衣在巷子里跌撞前行，渾身是血地到處借手機打電話，最后跑到警察局自首，說自己殺人碎尸了的13歲少年成友。
按照他自首時的描述，他殺害了一個向他借手機給媽媽打電話的8歲男孩，并把他的尸體用斧頭肢解后，內臟扔進廚余垃圾桶，肢體、軀干和頭則裝進塑料袋，扔在了小區樓頂——他去自首時，手里就拿著分尸用的斧頭。
因為是自首，且對犯罪過程描述清晰、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警方就沒再對細節進行詳查，直接把他轉交給少年法庭。
依據韓國《少年法》（類似于中國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成友頂多被判處在少年輔育院待兩年，更何況他還拿出自己是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書，可能量刑會更輕。
所以他會在法庭上表現得那么猖狂、那么神經質，面對面地對著金惠秀挑釁道：“我聽說年紀未滿14歲的話，就算殺人也不用入獄，太爽了。”
《少年法》本意是要給誤入歧途的少年犯一次洗心革面的機會，結果卻成了他們鉆營取巧的漏洞。
02
家庭環境
POST WAVE FILM
為什么《少年法》會從懲戒手段淪為保護傘？
這到底是法律出了問題，還是法官出了問題，又或是孩子和他們的父母出了問題？
《少年法庭》追問的第二個問題，也在于此：責任到底在誰？
作為一部披著現實主義外衣的理想主義劇集，《少年法庭》的主創們大概都有著鐵肩擔道義的責任感，所以才會讓劇集的每一場戲，都力求布下沒有任何回旋余地的精準。
也就是說，它涉及到的每個人物、每句臺詞、每個動作，都竭盡所能地承擔精準有效的指向性，而且這個指向性必須是清晰的、果斷的，不能是曖昧的、混沌的。
于是就能理解，為什么金惠秀那個角色始終冰冷生硬：她兒子死于少年犯不過是誘因，她早就看穿了少年犯們的一切才是根本——而這個根本，既有上述的法律自身的漏洞，也有原生家庭的責任。
這就是為什么肢解男童的少年在法庭接受審判時，他的母親才會姍姍來遲，而且上來就毫無愧疚地質問法官：不是說未成年犯法的案件審理特別快嗎？
請求未果時，成友媽媽甚至跑到地下車庫，以命相博堵住法官的車，讓她放了自己唯一的兒子。
如果父母都良知欠奉，又怎么能指望孩子遵紀守法？
但比成友審判時媽媽遲到更嚴重的，是殺害8歲男童的真兇睿恩，被法官抓獲到在庭上接受審判，她的父母從始至終沒有出現，取而代之的是他們花重金邀請的豪華律師團。
可是再豪華的律師團，又怎么能替代孩子的父母？
很明顯，在《少年法庭》看來，比少年犯問題更嚴重的，同時也是《少年法》不能顧及的狀況，完全來自于孩子的原生家庭——在教育子女這一塊，很多父母基本是缺席的。
比如第四集中提到的“蔚藍青少年恢復中心”里的少女們，最后站在法庭上接受審判時，他們的父母全部坐在最后一排，耷拉著腦袋。
從孩子的數量去核驗到場的父母，很容易看出父母并沒有全部到場。最起碼染著少許藍色頭發的瑛娜的母親，就沒有來。
事實上的缺席，固然對孩子影響很差。
但事實上的在場，也未必就教育極好。
在第三集里，在理發店工作的援交少女有俐，就是如此：她有爺爺奶奶，跟著他們和爸爸生活。但這老爹明顯是個混蛋：自由身強力壯手腳健全，卻靠女兒在理發店工作，甚至出去做援交的錢來生活。倘若女兒不給，他就往死里揍。
可能是覺著在少年犯的成長過程里，父母的角色也很有限，所以《少年法庭》還安排了高中考試舞弊案：從父母到學校再到輔導班，每個參與其中的成年人，都覺得這是競爭激烈的升學環境造成的必然結果，而不是他們所做的主動選擇，也不應該讓他們來承擔責任。
這些成年師長，既意識不到自己的問題，對法庭也沒有敬畏之心。
他們只是覺得委屈，覺得自己也是受害人，覺得如果自己的學生和孩子不這樣，那別人的學生和孩子也會這樣，那他們不是落后于人了嘛？
這就等于回答了第二個問題。
在心理上把犯罪行為合理合法化的，并不是少年犯，而是成年人。
也就是說，表面上它是叫《少年法庭》，但實際上它控訴的對象并不是少年犯，而是躲藏在他們背后的父母、老師，那個有千千萬萬數不清的成年人，締造的混亂不堪的世界。
03
法官和真相
POST WAVE FILM
之前說《少年法庭》是披著現實主義外衣的理想主義，是因為它覺得一切都有答案。
在少年犯這個問題上，它力求精準地認定：少年犯的問題，根源就在原生家庭，而要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從三個方面著手：
其一、以父母和老師為首的成年人，擔負起應有的生養和教育責任；
其二、警察和法官作為法律的守門人，必須心懷信念且能秉公執法；
其三、承認《少年法》存在漏洞，提議由熟悉少年犯的人修定條款。
認定現實社會的確存在問題，且能夠靠某些標準答案去解決，再沒有比這更理想主義的想法。
真正的現實問題，永遠是沒有答案的，反而永遠是無解的，否則第一季結尾時要被審判的少年犯，也不會是第一集里自稱把鄰童碎尸的13歲少年成友。
當然能理解，金惠秀那個法官角色的冷硬無情，和金武烈那個法官角色的溫暖柔軟，是劇集強調法律審判一定要恩威并施的暗喻。
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律一定能夠解決所有問題，就像你沒辦法要求每個人都安分守己、盡職盡責地履行自己的角色一樣。
其實在看《少年法庭》過程里，會忍不住地想到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相比較而言，《牯嶺街》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力作，盡管它看上去更詩意、更典雅、更莊正。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我們來簡單復盤張震那個角色（小四）的家庭環境。
他生長在富裕家庭，父母和兄妹都很愛他，身邊的同學和朋友，也都很愛護他，并以他為傲。盡管父親嚴厲，卻也不是荒蠻殘暴——但就是在這個環境里成長起來的小四，卻因為所謂的愛情的誘發，成了一個具有反社會性人格的殺人犯。
很多人會從社會背景、歷史原因等外在因素去分析張震的角色。
這其實是那些善于推卸責任的人們，才會喜歡采用的分析方法。
在長達四個小時的過程里，楊德昌莊正又綿密地勾勒出小四邁向殺人犯的全過程：他生長在愛的環境里，對現實里的一切，都抱持著極端自私的理想主義，執著于這個世界為什么和我的想象如此不一樣。
就因為小明不愛他，小四就殺了她。
小四的悲劇，是每一個個體都在經歷的悲劇：現實總會跟我們的想象背道而馳，我們應該怎么辦？
從這個角度看楊德昌的《牯嶺街》，顯然要比同題材的《少年法庭》更宏大壯闊，也更綿延亙古。
因為這個問題是無解的，社會再如何進步、科技再如何發達、教育和法律再如何完善，都解決不了個體在現實面前要被撞得頭破血流的問題。
而《少年法庭》把這個問題歸咎于父母和師長的失范，顯然是給大問題寫了一個小答案。
作者 | 苗子
真味只是淡，至人只是常
編輯 | 清晏 排版 | 趣多多 策劃 | 后浪電影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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