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母愛情》《大江大河》之后，終于又有一部年代劇，讓年輕人追得欲罷不能。
從春節前追到春節后，從每集必哭到哭麻了，可以說是百感交集。
周家人的聚散離合和命運起伏，緊緊攥住了我們每一刻的呼吸和感受。
相信你已經猜到了，說的就是由騰訊影業和導演兼總制片人李路聯合開發的現實題材大劇《人世間》。
對這部劇的贊美，總是離不開真實感、演技好、生活史詩幾點。
直到看到了該劇原著作者梁曉聲和青年作家班宇在對談節目《尋路人世間》里的夢幻聯動，我才找到了理解這部劇的新料，和進入它的新視角。
兩代東北文學代表人物的交流碰撞，揭開了《人世間》的獨特魅力——
它既是每個中國家庭的悲歡縮影，又攜帶著獨一無二的東北基因。
讓我們在感同身受之余，也了解到東北這片土地的興衰更迭。
首先，劇里那種深入到生活毛細血管的真實感，是建立在梁曉聲的個人經歷之上的。
和周家長子周秉義一樣，梁曉聲也曾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去生產建設兵團參與勞動。
現實中，他是家中老二。
三弟跟自己一樣是下鄉知青，四弟和小妹留在城里，大哥精神不正常。
父親也如劇中的周志剛那樣，去參加了“大三線”建設。
所以，當時家里的生活重擔都落在了四弟身上。
梁曉聲很心疼四弟，他深知“留城的重擔更大”。
而自己和三弟因為下鄉幾年一回，實際上逃避了很多心煩的家事。
看到這我也明白了。
為什么《人世間》的故事線不是最有出息的大哥周秉義，不是最自由勇敢的二姐周蓉，而是會先以最普通平凡的小弟周秉昆展開。
哥哥姐姐向來念書好，1977年恢復高考后，兩個人雙雙考上了北大。
只有周秉昆，念書沒有天賦，又被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牽絆，只是一個醬油廠的基層工人。
盡管他和老婆鄭娟是家里的功臣，卻仍然遭到世俗眼光的評判。
這段對話太讓人痛心了
劇中一場拜年戲，把周秉昆在這個家的尷尬地位刻畫得淋漓盡致。
多少年沒出門拜過年的周父，拖著一大家子去街道上拜年寒暄。
鄰里親朋字字句句都夸在了周父的心坎里。
被徹底無視的秉昆夫婦，聽得都失去表情管理了。
年還沒拜完，就急匆匆回家做飯挑水。
干活兒，是他們能唯一證明自己價值的地方。
通過周秉昆的委屈，《人世間》撕開了一個美好家庭的內部裂痕。
這種裂痕，幾乎遍布每一個中國家庭，看得幾代人都可以共振——
“遠香近臭”、“最沒出息的孩子反而最孝順”。
也是通過看見秉昆的委屈，梁曉聲向自己的四弟投以深情的理解和注視。
并且這種注視，不僅僅是四弟一個人，而是他那整整一代人。
1997年母親去世時，梁曉聲見到了前來送行的四弟的工友們，他們都是母親的干兒子、干女兒。
在他和三弟、父親遠離家鄉的日子里，是他們幫助四弟撐起了這個家。
梁曉聲突然意識到，自己該寫寫他們。
作為中國知青文學的代表人物，這次他不再把目光聚焦在知青群體上，反而書寫留城的這代青年男女。
盡管故事發生在天寒地凍的東北，但是《人世間》卻總是看得人心頭一暖。
為什么？
不是故作煽情，而是刻在梁曉聲那代人骨子里的人情味。
供銷社一架，秉昆帶頭，德寶、國慶等人幫忙，一起制止了企圖占公家東西為己有的打砸搶行為，從此光字片多了個“六君子”。
此后每年的大年初三，他們都窩在一起，煙霧蒙蒙中，一片歡聲笑語。
班宇讀小說的時候，也對這個場景特別動容。
仿佛看到父母那一輩的同事，因為他們就是這樣往來的。
還有一處，也讓很多人無比感動。
周母癱瘓在床，秉昆惹上了麻煩，家里只有鄭娟拉扯著三個孩子。
在被公安帶走之前，秉昆給了鄭娟一張紙條，上面寫滿了她可以尋求幫助的人名。
于是秉昆不在的那半年，德寶和國慶他們幫忙挑水，吳倩、于虹時不時跑來做飯、洗衣、幫周母按摩。
當了干部的春燕，更是在街坊領居面前，給無名無分的鄭娟撐腰，幫她堵住悠悠眾口。
梁曉聲說，這種人情味是由生存形態決定的。
東北作為共和國長子，是對新中國建設做出過巨大貢獻的重工業基地。
這里幾代人的生活都離不開工廠這個大環境。
工廠里的師徒關系、工友關系，一旦建立起來就是一輩子的人情往來。
居住環境也決定了他們的親近。
不管是分配的工人宿舍，還是普通的居民樓，都是緊挨在一起的，沒有獨門獨戶。
大家知根知底，對自己有要求，對他人能幫則幫。
彼此抱團取暖，形成了“我們都是一窩的”這樣親密無間的人際關系。
這種人情味，班宇這代青年作家是沒有親歷過的。
它屬于現代化進程里被遺失的東西，僅供懷念。
兩代人的對話中，相比共鳴，他們的差異，或許是更值得咂摸解讀的地方。
這是在《人世間》的50年風雨之外，另一重現實變遷的印記。
生存形態的不同，也導致了兩代人筆下人物的精神氣質不同。
班宇說，在梁曉聲的很多作品里都能看到向善的力量，而且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追尋。
比如周蓉，小小年紀敢為愛追到貴州插隊，在山區教書的幾年里找到了自己的終身事業——當老師。結婚生女后仍然堅持考北大、讀研。
她并沒有因為女兒、妻子、母親的身份，而放棄追求自我價值。
有人說這個角色太自我。
但我覺得，她說的那句“好人生比好年華更重要”，值得我們每個女孩一字一句刻在心里。
而班宇這代作家筆下，更多的是迷失的一代。
梁曉聲也注意到了這個不同，在他們那個年代，上大學很容易改變自己的人生，進而幫助整個家庭改善生活。
哪怕日子再困苦，希望永遠像明燈一樣指引著他們的方向。
但是對于80后的班宇這一代，以及我們這一代，問題變成了——
上了大學又怎樣？
經濟日新月異，但人的可能性卻越來越受限。
那些讀書改變命運、努力創造奇跡的傳奇故事，在這個年代漸漸聽得少了。
班宇出生成長的沈陽“工人村”，曾是全國人民都羨慕的高級住宅區。
荒野上平地起數百棟三層小紅樓，生活設施方便齊全，內部裝修就像春燕、德寶分到的宿舍一樣，有暖氣、煤氣、自來水和獨立衛生間。
工人村見證了東北的繁榮過往，以及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
但現在再看，已經顯得老舊和蕭條了。
衰敗的又豈止是一個工人村。
東北也早已失去了全國糧倉、大工業基地的優勢。
從九十年代以來，東北經歷了一連串的創傷記憶——下崗潮、人口外流、投資不過山海關......在現代化進程中，忽然被東南沿海城市遠遠甩到了身后。
這種對比，《人世間》也有鮮明的展示。
當跑到深圳打拼的駱士賓一躍成為開豪車的富商，守在東北的秉昆還在為一輛被偷的自行車找民警求助。
民警老龔拿全國經濟發展的大局觀搪塞秉昆，言外之意其實是：東北經濟落后，治安跟不上，車是找不回來了。
這一幕也似乎在說明，此時東北在全國經濟版圖中的位置，差距一旦形成，就很難追趕得上。
從荒蕪到繁榮再到凋敝，東北幾經榮衰。
關于這片土地的文藝創作，同樣深受時代影響。
近年來，人人都在說“東北文藝復興”。
其中，除了二度創作的“彪學”、流行音樂里的“東北蒸汽波”、喜劇里的“宇宙盡頭是鐵嶺”這等亞文化現象，讓東北成為了喜感另類的代名詞。
東北文學的重新興起，又讓我們看到一個跟社交媒體、短視頻上氣質完全不同的東北。
比如雙雪濤、班宇、鄭執這“鐵西三劍客”。
他們筆下的東北，充滿了社會轉型的后遺癥，和繁榮逝去后的衰頹和落寞。
雙雪濤的《平原上的摩西》是下崗工人家庭里發生的犯罪故事；
班宇的《冬泳》里走動著工人、賭徒和失業者的身影；
鄭執的《仙癥》則有關一個精神病人的魔幻臆想。
《仙癥》已被改編為電影《刺猬》
他們無一例外，都是跟不上時代發展的邊緣人。
而影視方面，也早早涌現了東北美學。
懸疑劇之光《白夜追兇》《無證之罪》，高分文藝片《鋼的琴》《白日焰火》等都將故事背景放在了東北。
暗淡霓虹、老舊街區、冰冷雪夜、鐵與銹的廢棄工廠，為故事提供了蒼涼冷峻的舞臺，自帶故事感。
《鋼的琴》劇照
曾經，東北的廣袤黑土，滋養了蕭紅、蕭軍筆下那富有野性和力度的文字。
如今，衰落的老工業區帶給新一代的是失意和迷茫，解構和戲謔。
站在中間的梁曉聲，繼承了前者的力量，也看見了后者的痛感。
《人世間》劇里有一幕，國慶他爸春節前凍死在了煤堆里。
家里沒有煤和暖氣，老人們就跑去鍋爐房取暖，最終釀成慘劇。
反映的正是90年代下崗潮，東北工人家庭的掙扎求生。
相比小說的大量著墨，劇里對這樣的苦難做了一些減法。
隨著電視劇的熱播，也重新讓書粉去回味，讓新觀眾去讀原小說，并發出感嘆：
所以，我們必須有文學。
這句話，也回應了節目中最后班宇的困惑——
誠實的記憶本身就是有力量的。
小說《人世間》在2017年出版，2019年以最高票數獲得當屆茅盾文學獎，算是非常新的作品。
但拍出來，仍是很經典的平民劇的味道——
人生起起伏伏、一家吵吵鬧鬧，但落腳點仍是美好善良的人心，和越磨越韌的人格。
這種向善的溫暖和堅韌，有一點遙遠，又讓人無比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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