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個導演只想做王晶，那他就必須具備賺錢能力。
因為王晶拍的所有電影都沒有讓老板賠過錢，甚至還能大賺一筆。
如他執導的《澳門風云》系列，肉眼可見的爛片，可是三部電影累計票房20多億，老板賺到盆滿缽滿。
當年，王晶正在度假，老板過來給他遞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十個字“周星馳、劉德華，春節檔上”，沒有劇本，時間很趕。
后來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王晶通過《IQ博士》、《多啦A夢》、《機靈小和尚》等卡通片想出來了很多點子，便有了《整蠱專家》。
這部電影于1991年2月2日在香港上映，以3138萬的票房成績位列1991年香港年度票房第五名，評分7.8分。
如果這個導演只想做寧浩，那就有點難了，因為要平衡商業與藝術。
寧浩的電影注重底層小人物的社會處境，不論是“瘋狂系列”，還是《黃金大劫案》、《心花路放》，無一不是為生活掙扎，在人性之間游走的“螻蟻”。
生活的壓力稍大一點就有可能將他們壓垮，但在寧浩的電影里這種苦難成了笑料，因為沒有什么比開心更難。
不過，寧浩的電影不只有喜劇，對人性與社會罪惡的深究一直是他的黑色幽默。
《瘋狂的石頭》是貪婪，《瘋狂的賽車》是癲狂，《黃金大劫案》是憤懣，《心花路放》是譴責。
每一部電影在看似喜劇的外殼下都有一個立得住深究的主題，這便是寧浩，藝術仍在，有趣依舊，難能可貴。
這是寧浩的高明之處，他摸得懂商業片的脈絡，也堅持著藝術片的內核。
如果這個導演只想做張藝謀，那就得懂得選擇、求變與多才。
張藝謀的電影風格多變，有文藝片、現實片、喜劇片、懸疑片、古裝片、戰爭片，涉及的題材之廣，在華語大導演中屈指可數。
且不談這些電影的質量如何，單是每一部的構圖、光影、色彩的運用就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水平了，所以看張藝謀的電影常被當作“色彩之旅”。
此外，當張藝謀還得學會忍耐。
因為張藝謀被中國文藝圈罵了三十年，第六代導演中很多人都罵過張藝謀，可是他們都忽略了張藝謀對華語電影的貢獻。
華語電影的每一次改革都有張藝謀的身影，并且每次都走在最前列接受“炮火”沖擊。
同期的導演和后輩都在模仿張藝謀拍一些鄉土題材，沒人去在意票房，更看重個人榮譽的加身。
《英雄》就在這一艱難變革時期應運而生，開啟了中國電影的大片時代，推進了華語電影的商業化。
如果沒有張藝謀不計較個人毀譽的風險以及對中國電影的責任心，大陸電影市場將會步臺灣和日本電影的后塵。
國內的藝術片在國外屢屢獲獎，可在國內卻沒有市場，電影院接連倒閉，市場份額被好萊塢逐步蠶食。
如果這個導演只想做杜琪峰，那就得具備妥協和大師的能力。
在黑幫片領域，杜琪峰排第二，估計沒人敢排第一，因為他的作品實在是太能打了，《黑社會》、《槍火》、《放逐》等片，都是經典之作。
杜琪峰會將自己從小看到的黑社會哲學融入到電影中，黑社會不再是個人恩仇的江湖斗毆，而是以社會生活史為視角。
杜琪峰是香港為數不多認真拍電影的大佬導演。
這是他與其他人不同的地方，他想拍偉大的電影，而偉大的電影都具有文學性。
杜琪峰的作者電影每一部都值得拿出來細細品味，這就是他始終沒有放棄的文學性，或許商業上會遇冷，但是藝術性不會丟。
但是杜琪峰的這種藝術性是怎么得來的？很簡單，也很難辦到，那就是放棄。
杜琪峰成立銀河映像不久就遇上了香港電影最冷的時候，香港經濟低迷，臺灣市場崩潰，東南亞等海外市場份額銳減，好萊塢大片涌入。
在這種時候，杜琪峰如果再堅持自己的作者電影，結果可想而知，那就是等死。
但杜琪峰之所以能成為杜琪峰就是因為他會妥協，懂放棄。
既然拍不了自己想拍的片子，那就拍一些賺錢的，如《鐘無艷》、《瘦身男女》、《向左走，向右走》、《百年好合》。
等到這些電影讓杜琪峰有了一定的資本之后，他就開始拍自己喜歡的《PTU》、《毒戰》、《暗戰》，可又有幾個導演能有杜琪峰這種魄力。
如果這個導演只想做賈樟柯，那就太難了，因為很多人對故鄉的認識都沒有賈樟柯深。
賈樟柯的電影一直在提醒觀眾，中國除了有大城市的霓虹閃爍，還有小鎮里的掙扎與人性。
他的鏡頭似乎從來沒有離開過鄉土，那個讓他吃百家飯長大的天堂，那里有他的曾經仰望的英雄，也有他的年輕時光。
賈樟柯總在帶著觀眾打撈塵封日子里的記憶。
但他尋找歷史不是采用常規的講述、閱讀、觀看，而是通過聲音，從細節、根部去復活歷史。
可是太多的導演只知道燈紅酒綠、談情說愛，讓他們整點哲學性的東西比登天還難，因為他們太愛裝，肚子里沒有墨水，只能強撐表面了。
如果這個導演只想做徐克，那得有江湖與廟堂的意識。
徐克的電影既是噴涌而出的愛恨情仇，浩然正氣的家國情懷，又是掙脫束縛的血肉之軀，滄海一笑的極致浪漫。
如《黃飛鴻》的家國天下、《笑傲江湖》的瀟灑飄逸，《東方不敗》的人與江湖，《青蛇》的打破規則，《刀》的江湖寫實記錄。
如果這個導演只想做陳凱歌，得先有一部《霸王別姬》。
如果這個導演只想做王家衛，那還是放棄吧，轉行更適合；如果這個導演只想做郭敬明，那相對比較簡單，詭辯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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